当代著名书法家二十人系列（孙伯翔及其书法简介）

孙伯翔，1934年10月4日出生于天津武清，字振羽，别署师魏斋主人。现为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进修学院教授、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书协副主席。出版有《孙伯翔书法集》。师承王学仲、孙其峰诸名家。潜心翰墨至今六十年有余，曾习唐楷，后专师北魏石刻。早年书法筑基于《龙门二十品》，六朝摩崖、墓志，其中尤钟情于《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魏灵藏造像》。取法高古，得其精髓。

孙伯翔以自己对碑学的独特理解，开创广使笔如刀，在自然随意的挥写中体现魏碑金石气象的崭新路子，给当代的碑派书法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他这种强调“书写性”的魏碑书法创作观念较之清代李瑞清、曾熙可谓迥然有别，即使和当代以魏，擅名的胡小石相比，也舍很大的不同。因此，孙伯翔的出现，对当代碑派书法创作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改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北碑的刀斧之迹，并不能完全体现原先的书丹上石之原貌，棱角突出，锋芒尽显，自康、包倡导碑学以来，风气日盛。习碑者多以生硬模仿刀刻效果为旨归，欲以此改变颓废靡弱的帖派书风，惜因对碑学精义缺乏科学的认识，一味追求所谓“金石气”，矫枉过正，渐成陋习。很多书家遂因之放弃独守北碑的偏执，其余数位固守北碑而不敢稍越雷池半步者，则不免亦步亦趋，描头画角，生硬刻板，所作仅具北碑皮相，观之实有捉襟见肘之感。如李瑞清以颤笔为作碑之惯州手法，欲图雄浑强焊，反致习气难脱；曾熙以《张黑女》为法，虽功底扎实，但斤斤于规矩点両之得失，几如算子，殊乏生趣；陶睿宣以柔锋力追刀斧之痕迹，描描両両，刻板僵直，较之上述几位，更是等而下之。碑学至此，已是强弩之末，魏楷领域几无大家矣。至民国，于石任虽在碑学方面建树卓著，惜其晚年偏居一隅，对大陆碑学之影响，未成气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他一些习碑者，如萧娴、游為、胡小石等，毕竟因局限种种，未臻化境，对书坛之影响十分有限。

于是，新时期碑学的再度兴起之责任，便历史性地落到了孙伯翔的肩上。孙伯翔能深刻认识到魏碑书法的通变规律，是笔书于石，借刀斧之力而成，而习之者当遵循“师笔不师刀”的原则，从而还原碑刚健而不失温润的原貌。他对魏碑的这种独特理解，使他在自己的碑书实践中得以理智地分清“刀”与“笔”的主次关系，并能将其脱略蹊径的创作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揭开碑学研究的面纱，将魏碑笔法之“玄奥”一语道破，令后来者茅塞顿开，拨云见日，于是，魏碑创作，新境出焉。

孙伯翔习碑植根于六朝墓志摩崖以及《龙门二十品》，尤其对其中之《魏灵藏碑》《杨大眼碑》《始平公造像》有着独到的研悟。他作碑在凝重而不失灵动的书写中自然体现魏碑生辣与朴拙之味，欹侧疏密，随形就势，结体章法，富于变化，朴成宕逸，雄秀并出，颇具空间变化造型之美。观《龙门二十品》原碑，方折圭角，刀痕毕显，习之者方法失当，必以复制仿摹为能事，即达酷似之境，有何益哉？师碑法帖，同为一理，或遗貌取神，或形神兼备，所贵者，全在于作书者才力与性情之流露，若执法不变，即能原样搬来，亦无足道耳。然孙伯翔能以强调书写性而避开力斧之僵直造作之气，墨气酣畅，笔势通达，出之自然。虽如此，但他仍能在不经意间表现出魏碑棱角分明、骨力洞达的雄强之美。

清代碑学兴盛，至晚期因对帖学的过于排斥，北碑创作几临绝境。其代表人物赵之谦、沈曾植在创作上也有了一些转变，即使是康有为，也明显流露出碑帖兼融的迹象。当然他们这种转变，可能还不是缘于审美观念上的自觉。

但在孙伯翔等人的引领下，碑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待传统的观念也由习惯性地视二—路为不二法门转换为将师法的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民间书法的领域。而孙伯翔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阐释舍力地提升了自清末民初以来魏碑创作的文化品位。尽管他的笔下有时也不乏拼凑安排之嫌的不太如意之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魏楷书创作的书史地位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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