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教化与悦情功能

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载有“成教化，助人伦”，这成为后世论中国画具备教化功能的直接参照。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含有道德、政治、教育的内容，使人潜移默化达事明理的社会功能。

早期中国画教化的社会功能是相当凸现的。画论家们将其教化功能提升到非常重要的高度，认为其反映社会的价值标准，甚而关系到治政理国，并以此作为评定绘画的主要内容。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记载“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就准确论述了这一点。

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画的教化功能有着重大影响。孔子的儒家学说实质上要建立一个“法先王”的秩序等级分明的理想社会体系，而其中绘画等文艺活动是实现儒家圣王之治的重要手段。儒家思想就要求绘画的立意要重视伦理并有积极的现世精神，无论人物或花鸟题材都要“薄者劝诫于其中”。同时，儒家思想还强调绘画重视传统，需“出新意干法度之中”才能使观者晓理达意，起到教化之功效。

中国画还有许多佛教、道教题材的绘画，主旨是宣扬解释宗教的教义、教理，使人们信教拜教，这也是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

中国画的教化功能还常常与画家的修养品行联系在一起形成统一。认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人品不髙画品亦不足观”。也就是说，中国画能够起到教化功能的前提之一是画家本身必须具备独立完善的品格和气节。如清代郑燮画竹石，痩石磷峭，竹枝劲秀，并云：“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象征画家的高洁风骨以及对劳动疾苦深切关注。中国画的教化功能其中蕴涵着对画家的德行品格、学识修养的追求和完善。

中国画虽有其教化功能，但并非是冷冰冰而僵硬的说教艺术，中国画更多展现的是审美与情感体验的悦情功能。中国画的悦情功能是表现在主客体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是“悦”，也就是让观者客体进行品味和体验，享受绘画带来的审美愉悦。其二是“情”，这里强调的是主体的自娱自遣，抒发感情与冶养性情。

随着中国画自身发展的成熟，悦情功能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从五代设立画院之始，这种性质的创作就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两宋画院大量创作和发展山水画和花鸟画，而人物画反而少了，这也反映了中国绘画中悦情功能的提升。五代的花鸟画无论是宫廷画院的“黄家富贵”还是在酐文人的“徐熙野逸”都体现r绘画创作中敁为关键的“悦”与“情”的统一。

中国画的悦情功能还体现在两个重要的传统文化的观念上。一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二是由其衍生的“以物寄情”观念。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认为天地自然万物宇宙与人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统一的生命整体。也可以理解为人与天地万物在审美和道德精神上是相通的。“料得青山应似我”的天人合一的意识建构，成为中国画艺术创作与审美的基点。艺术家和观赏者在观“物”的同时也都是观“我”，这使得中国画能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物我交融”心灵感悟的境界，这也使得在中国画在创作过程中达到“物我两忘”纵情自然的精神升华。

中国艺术也常常通过“以物寄情”来传达深帑的情感。中国画中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君子是典型的以物寄情，借物抒志的绘画主题，它们作为人格情操的象征载体来寄托艺术家对于高风亮节的自我追求，观者将其作为精神审美的完善而进行体验和欣赏（图1-6)。

岁寒三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