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书法的特点解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赢政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国运虽短，但有深远的文化影响。为加强统治，秦实施“书同文”的国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小篆，小篆成为秦代官方标准字体。小篆是秦系金文演变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隶书由于其便捷草率的书写特点，也得到广泛运用。

小篆字体圆转匀称，粗细相当，结构为长方形，有整饬之美。小篆的代表书法家是李斯。因李斯为小篆的定型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他被后世誉为“小篆之祖”。李斯的代表作品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见图8）《琅琊台刻石》和《会稽刻石》等。这几件作品在中同书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其中的《琅琊台刻石》甚至被清末杨守敬誉为“无上神品”。小篆除刻石外，还大量散见于权量诏版中。权为秤砣，量为计量工具。所谓权量诏版，是指秦王朝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而铸刻在权量上的文字，内容为皇帝诏书，所以称为“诏版”。不少权量诏版篆书简捷草率，天真烂漫，被称为“草篆”。书法至汉代以后，出于小篆的地位被隶书等新体书取代，很长一段时间没冇涌现善写隶书的大家，直到唐代李阳冰出现，才得以弘扬李斯篆法。

秦隶早在战同时期就已经初步成熟。在秦推行小篆的同时，隶书的使用也得到官方默许，促进了隶书的进一步成熟。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隶书之名源于“徒隶之书”，最早只通行于社会底层。因其强大的生命力，才逐渐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秦代的隶书主要通过简牍和瓦文陶文反映出来。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进入东汉后，发展成熟的隶书逐渐取代了篆书的主导地位，成为主要的应用书体。东汉是隶书的兴盛期。在东汉中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形成了隶书的基本规范。后世学习隶书，无不从汉隶汲取营养甚至就以汉隶为宗。由于东汉刻石立碑极为兴盛，所以汉隶通常以碑刻的形式得到展示。我们通常所说的汉碑，主要就是指东汉隶书碑刻作品。汉碑流传至今的奋一二百种，精品极多，如：《熹平石经》《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曹全碑》（见图9)《张迁碑》（见图10)《石门颂》《西狭颂》等。从形式上看，冇儒家石经、摩崖、神庙碑、墓碑、功德碑、墓门石阙、画像题记等；从风格上看，或雄强，或俊美，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汉碑成熟的隶法和多样化的风格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取法对象。

草书是在汉代成熟的另一种书体。汉代通行的草书是章草，到东汉开始向今草演进。现在流传的东汉章草有三种类型：一是简牍，如《武威医药简牍》《敦煌简牍》；二是砖刻，如《公羊传砖》；二是刻帖，如张芝《秋凉帖》《二月八日帖》（见图11)。楷书和行书的一些因素在隶变时出现，到东汉晚期开始形成独立的字体。如东汉永寿二年（156年）陶瓶题字，已有行书意味。汉末魏初的钟繇被誉为“正书之祖”，其主要的楷书创作在东汉末。

两汉时期很重视书法。东汉灵帝熹平年间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文化艺术学校——鸿都门学。鸿都门学诸生或工文赋尺牍，或工外青及书鸟篆，待遇甚至超过太学诸生。鸿都门学中的师宜官、梁鹄、毛弘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由于东汉政治日趋腐败，儒学价值观面临深刻危机，因此一些人将热情转向书法，掀起了一股学习张芝草书的热浪。这种对技艺的重视局面，引起了一些儒学思想根深蒂固的人的不满。如蔡邕反对鸿都门学，认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赵壹撰写《非草书》，对汉末所掀起的学草热潮提出批评，他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上不以此讲试，叫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尽管赵壹从儒家立场看待新兴的草书艺术，但它仍不失为一篇最早的专门论述书法艺术的理论文献。

汉代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书法家，如善篆隶的曹喜，善草书的杜度，善草书和小篆的崔瑗，善隶书的师宜官、梁鸪，善行书的刘德升。另外，蔡邕擅长篆隶并首创飞白书，张芝因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汉代的文房用具也日益精良，张芝笔、韦诞墨、左伯纸被誉为“三大名品”。书写工具的改良是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辈出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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