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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书法的特点解析:秦朝小篆、汉代隶书

 

秦汉书法的特点解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赢政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国运虽短,但有深远的文化影响。为加强统治,秦实施“书同文”的国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小篆,小篆成为秦代官方标准字体。小篆是秦系金文演变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隶书由于其便捷草率的书写特点,也得到广泛运用。

小篆字体圆转匀称,粗细相当,结构为长方形,有整饬之美。小篆的代表书法家是李斯。因李斯为小篆的定型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他被后世誉为“小篆之祖”。李斯的代表作品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见图8)《琅琊台刻石》和《会稽刻石》等。这几件作品在中同书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其中的《琅琊台刻石》甚至被清末杨守敬誉为“无上神品”。小篆除刻石外,还大量散见于权量诏版中。权为秤砣,量为计量工具。所谓权量诏版,是指秦王朝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而铸刻在权量上的文字,内容为皇帝诏书,所以称为“诏版”。不少权量诏版篆书简捷草率,天真烂漫,被称为“草篆”。书法至汉代以后,出于小篆的地位被隶书等新体书取代,很长一段时间没冇涌现善写隶书的大家,直到唐代李阳冰出现,才得以弘扬李斯篆法。

泰山刻石(局部)

秦隶早在战同时期就已经初步成熟。在秦推行小篆的同时,隶书的使用也得到官方默许,促进了隶书的进一步成熟。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隶书之名源于“徒隶之书”,最早只通行于社会底层。因其强大的生命力,才逐渐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秦代的隶书主要通过简牍和瓦文陶文反映出来。

曹全碑(局部),张迁碑(局部)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进入东汉后,发展成熟的隶书逐渐取代了篆书的主导地位,成为主要的应用书体。东汉是隶书的兴盛期。在东汉中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形成了隶书的基本规范。后世学习隶书,无不从汉隶汲取营养甚至就以汉隶为宗。由于东汉刻石立碑极为兴盛,所以汉隶通常以碑刻的形式得到展示。我们通常所说的汉碑,主要就是指东汉隶书碑刻作品。汉碑流传至今的奋一二百种,精品极多,如:《熹平石经》《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曹全碑》(见图9)《张迁碑》(见图10)《石门颂》《西狭颂》等。从形式上看,冇儒家石经、摩崖、神庙碑、墓碑、功德碑、墓门石阙、画像题记等;从风格上看,或雄强,或俊美,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汉碑成熟的隶法和多样化的风格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取法对象。

张芝《二月八日帖》

草书是在汉代成熟的另一种书体。汉代通行的草书是章草,到东汉开始向今草演进。现在流传的东汉章草有三种类型:一是简牍,如《武威医药简牍》《敦煌简牍》;二是砖刻,如《公羊传砖》;二是刻帖,如张芝《秋凉帖》《二月八日帖》(见图11)。楷书和行书的一些因素在隶变时出现,到东汉晚期开始形成独立的字体。如东汉永寿二年(156年)陶瓶题字,已有行书意味。汉末魏初的钟繇被誉为“正书之祖”,其主要的楷书创作在东汉末。

两汉时期很重视书法。东汉灵帝熹平年间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文化艺术学校——鸿都门学。鸿都门学诸生或工文赋尺牍,或工外青及书鸟篆,待遇甚至超过太学诸生。鸿都门学中的师宜官、梁鹄、毛弘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由于东汉政治日趋腐败,儒学价值观面临深刻危机,因此一些人将热情转向书法,掀起了一股学习张芝草书的热浪。这种对技艺的重视局面,引起了一些儒学思想根深蒂固的人的不满。如蔡邕反对鸿都门学,认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赵壹撰写《非草书》,对汉末所掀起的学草热潮提出批评,他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上不以此讲试,叫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尽管赵壹从儒家立场看待新兴的草书艺术,但它仍不失为一篇最早的专门论述书法艺术的理论文献。

汉代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书法家,如善篆隶的曹喜,善草书的杜度,善草书和小篆的崔瑗,善隶书的师宜官、梁鸪,善行书的刘德升。另外,蔡邕擅长篆隶并首创飞白书,张芝因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汉代的文房用具也日益精良,张芝笔、韦诞墨、左伯纸被誉为“三大名品”。书写工具的改良是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辈出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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