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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辉煌时期是哪个朝代?两汉墨迹/两汉铭刻

 

隶书的辉煌时期——汉代

 

两汉既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也是书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两汉书体形成了篆、隶、楷、行、草并存而互为影响的复杂格局。其中篆书的生存空间逐渐变小,因受到隶书笔法的影响,一般它仅用于碑额、印铭、砖瓦和少量刻石帛书上,这时隶书和草书已成为通行书体,极为兴盛。隶书是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化,以简帛墨迹和刻石碑铭为两大存在方式,并发展为高度艺术化和风格化的书体,在隶书和草书的互相激荡下,行、楷书体也孕育而生。

两汉隶书的发展及兴盛,主要包含墨迹和铭刻两大类

 

一、两汉墨迹

汉人墨迹和甲骨文几乎是同时发现的,是近百年的事,也是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文化冲击波由史学、文字学、文化古籍而辐射到文学、书法等领域。就发现的空间地域来说,集中有江淮流域和西北地区。物质材料不仅有大量的简书,还有帛书和少量的纸书。书迹在东西两汉均有所发现。

1.《长沙马王堆汉帛书》。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帛书》,据考证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钦侯墓葬,属西汉早期之物,共有《老子》甲本、《老子》乙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天文气象杂占》等。这些帛书内容都是重要的文化典籍,所以用贵重的帛作为书写材料,很可能是墓主及其近臣幕僚的手迹。

2.《汉悬泉置遗址纸帛书》。它于1990年至1991年间被发现,遗址在敦煌附近,除出土了大量的简牍书之外,还发现了两件西汉宣帝年间的帛书和4件宣帝至新莽时期的纸书。

汉悬泉置遗址共发现24件与简牍放在一起的麻纸,其中4件麻纸上有墨书,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纸书。西汉麻纸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发现,但无一有书迹,所以有人认为麻纸不是用来书写的“纸”。这4件纸书,其中3件属西汉时期所作,少则几字,多则10余字,书体为隶草。另外1件属新莽时期所作,残存30字左右,疑是书信,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可作为书体楷化的物证。

3.西北汉简。西北地区的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出土的汉简,大多为木简,早在20世纪初就已发现,后陆续大量被发现,那是成为汉简出土量最多的地区。

《居延汉简》,内蒙古额济纳河旁的居延城建于汉武帝时期,是敦煌、武威之间的军事重镇,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发现10000余件木简,1972年和1974年又发现20000余件,是西北地区发现汉简最多的地点。大多是西汉简书,也有东汉简书。简牍内容有报告、公文、书信、历书、急就篇、律令、药方等。书体有隶书和草书。隶书体貌斑杂,有的粗俗草率,有的笔精体密,其精美者与东汉隶碑一脉相通。

4.江淮汉简。近30年来,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先后出土了许多汉简,不仅突破了汉简出土的地域性限制,而且形成了明显与西北汉简不同的江淮汉简体系,其影响之大,震动了文史界,开辟了汉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二、两汉铭刻

历来人们把两汉铭刻作为研究汉隶的主要对象,同时它也是书艺风格流派发展演变的源头,标志着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现今尚有200余种,有的原石已不存,仅留拓本。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西汉刻石极少;二是大多集中在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尤以山东境内最多,达100多种。现按“西汉刻石”“东汉崖刻”“东汉碑刻”分别述之。

1.西汉刻石。《鲁孝王刻石》是西汉隶简书未发现之前最著名的西汉隶刻,金代明昌二年(1191年)修理孔庙时在鲁灵光殿址西南钓鱼池石块中发现,属汉宣帝五凤二年所刻。书体近似先秦隶书,波挑含蓄,古拙朴厚,两个“年”字带纵长的竖画,与居延汉简中的一些字体相似,此刻石与西汉《鲁灵光殿址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等均在山东曲阜。

西汉刻石文辞简短,大多无“碑”的形制,其功用中的礼仪文化色彩远不能与东汉碑刻相比。刻工时用单刀冲刻法,呈现出一种拙朴苍劲的本色,很少带有精美的人文色彩。在布局上,时用竖线界格,人为地把扩充了的书刻空间缩小了,似受简牍书写习惯所拘,这也与东汉碑刻不同,东汉碑刻几乎很少用界格。这是研究两汉隶书审美视觉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莱子侯刻石》《麃孝禹刻石》就是界格西汉刻石隶书。

2.东汉崖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刻在石门崖壁,南宋时被晏袤发现,曾自刻释文,题记于刻石书后。后来被苔草封蔽,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为撰写关中金石记,搜访而见,随著而传于世。书刻随石势而布,字形大小参差错落,结体宽博疏朗,点画平直瘦劲,波挑不显,以平出之法写隶体。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简称《石门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刻在上述书刻的旁边,是为杨孟文(名渔)再次修凿褒斜栈道以作的纪功刻石。书刻23行,每行30字至31字,布局大致齐整,显露出一种精心的安排。书体被康有为推为第一,笔势跌宕,刚柔相济,气势宏伟,波挑用缓笔提送,似棉裹金勾,运笔依石势而动,平直之中隐隐起伏,有一种飘逸感,确实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司隶校尉杨淮表记》,简称《杨淮表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刻在石门崖壁上。杨淮是杨孟文的长孙。杨淮乡人卞玉途经石门时,有感于杨氏一门开凿栈道的功绩,撰文表记。至于书迹是否也出自卞玉之手,尚难论断。此表文7行,每行25至26字不等,书风介于上述两崖刻之间。

《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简称《西狭颂》,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刻,仇靖撰为了表颂李翕修建西狭险路的功绩,字3寸许大,共20行,每行20字。次年他又在陕西略阳县西30里处析里桥栈道旁的白崖刻书,因刻石在修建的“郙阁”内,故称《郙阁颂》,也是为表颂李翕修建析里桥栈道,其文9行,每行27字,仇绋书,仇靖撰。

3.东汉碑刻。东汉碑刻至今还存100多种,大多集中在山东,尤以曲阜孔庙里的碑刻群最为引人注目。又大多为桓、灵两帝时所立,每一处书风都是一样,后被世人奉为隶书之极则。

《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被清人推崇为汉碑“三杰”,均与祭孔有关,现都在孔庙碑林。《乙瑛碑》全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碑文载桓帝时鲁国前宰相乙瑛请于孔庙中置百石卒史,一人以负责守庙及行春秋祭典一事的前后经过,表彰了乙瑛及有关人员的功绩,文中记录了三个汉府的文件。《礼器碑》全称《鲁相韩勃造孔庙礼器碑》,桓帝永寿二年(156年)韩勃立,又称《韩勃碑》,此碑四面皆有刻字,包括建碑出资者的姓名、官职和金额。《史晨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刻,为记述史晨祭祀孔庙而立,碑阴也刻文,故又称《史晨前后碑》。此三碑,书体端庄,笔笔精致,十分典雅,又各有特色,王澍《虚舟题跋》认为,三碑足以冠盖所有的汉隶,对《礼器碑》更推崇备至,说“此碑极变化,极超妙,又极自然,此隶中之圣也”“自有分隶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此碑书有五节,体凡八变,碑文矜练,以全力赴亡,故力出字外,无美不备”云云。故有人尊此碑为汉隶第一。

《曹全碑》《张迁碑》历来被认为是汉隶中圆笔及方笔的代表作,均为功德碑。《曹全碑》全称《邰阳令曹全纪功碑》,由曹全群僚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刻立,明代万历初在陕西省邰阳县莘里村出土,现存西安碑林。碑额不存,碑文完好,碑阴刻立碑者名五列。书风秀逸圆转,结体严整而又有纵敛跌宕之势,转折处圆中寓折,故秀丽而圆健。此碑刻工细腻,石料为上品,入刀处不露刀锋,使笔画的书写感得到再现。《张迁碑》有篆额“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明代初在山东省东阿县被农民犁地时发现,现存山东泰安市岱庙。此碑由张迁旧僚和乡绅于灵帝中平元年(186年)刻立,当时张迁已由谷城(东阿)徙住河南荡阴县令,碑阴刻立碑发起人姓名职务和出资数。体势方正,厚劲古拙,点画苍劲方折,结构往往有上下左右的不均之态,显得别有一番奇趣。类似《曹全碑》风格的有《孔庙碑》(墓碑),类似《张迁碑》风格的有《鲜于璜碑》。

《封龙山颂》和《祀三公山碑》(篆书)、《三公山碑》、《无极山碑》、《白石神君碑》,合称“元氏五碑”,均为河北元氏县祭祀山神而刻立。《封龙山颂》也称《封龙山碑》,首行有题“元氏封龙山之颂”,唐代即有著录,后埋没地下,清道光二十七年被刘宝南发现,在移置县城文清书院时断裂为三截,故碑断前的拓本十分罕见。碑刻立于桓帝延熹七年(164年),书风古朴豪放,结体宽博方正,点画瘦硬佼劲,虽是碑刻,却兼有摩崖书刻的雄肆之气,清人杨守敬《平碑记》赞曰:“汉隶气魄之大,无愈此。”

有些著名的碑刻,已毁佚,仅传拓本。例如《西岳华山庙碑》(桓帝延熹八年刻),传有长垣(河北)本、关中(陕西)本、四明(浙江)本三种拓本,曾都在端方手上。另有一种顺德(河北)本,其中缺字最少的长垣本于1929年流入日本,书风与《史晨前后碑》相近。又如刻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六月的《夏承碑》墓碑,宋元祐时在河北永年县治河时出土,完好无损。明初再次于治河时出土,已损30余字,嘉靖年间毁于地震。今传丁氏念圣楼所藏拓本,称海内宋拓孤本。其体点画丰腴,结体雄阔,清人王澍《虚舟题跋补原》评曰:“汉人浑朴沉劲之气,于斯雕刻已尽……”

汉代隶书,除极少数的崖刻、碑刻中有书家署名外,大多没有书写者的留名。但在史籍中,“工书”“善书”的人物时时有见,形成了书法家的群体现象。书论中时时提到的就有史游、杜度、曹喜、崔瑗、王次仲、张芝、蔡邕、刘德异、梁鹊、师宜官、毛弘等数十人。

4.蔡邕和汉代书法家群体。两汉书家群体的产生,特别在东汉,与汉府行为和书艺师承追摹行为是分不开的。据史载,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设置的鸿都门学,“其中诸生,皆敕州群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个人焉。”汉灵帝的这一举措,在本意上并非是为了培养文学家和书法家,而是针对太学,另开一途选拔官吏。因为他对太学内的古今文之争,实在很讨厌,斥之为“俗儒”。但在无意中促进了书法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对书学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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