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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起源
隶书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草篆阶段；另一阶段是隶化阶段。
草篆是隶体的母体，虽然其字体结构仍是大篆，但字势已慢慢由扁阔而趋向横势，笔画已露出波动的运动感，已有明显的笔画之间的映带势态，初步构成了笔画化的趋向。例如：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市原晋围都城新田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朱墨书玉、石片、片形大小各异，字数少则10余字，多则200余字，可读识的有近700片。据学者考证这是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89年时期的盟书，主盟人则是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之一的赵鞅（赵简子）。盟书手迹，点画流动，落笔重，收笔轻，侧锋入笔时略带扁方形，其状如魏晋行书的入笔运锋法，收笔出锋尖锐，略似钉头鼠尾，圆转处运笔饱满。
1979年，在河南温县出土了一本晋国遗书——《温县盟书》，此书为玉石片，时代与《侯马盟书》相近，写得比《侯马盟书》还要草率，有很多明显的连笔，应该是在急速之态中完成的，体势也较宽博。
1934年在长沙楚墓中发掘了一本帛画书——《战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楚缯书》）。该书书画并存，中央部分大约750字，四周绘有很多动植物图像，有配写图像说明文字约250余字，全书共计1000多字。郭沫若对此评价说：“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
另外还有《长沙仰天湖楚简》（1953年出土）、《河南信阳长台关简》（1957年出土）、《湖北江陵望山简》（1965年出土）、《曾侯墓竹简》（1978年出土）等，均为战国时期的书迹。虽然楚简的运笔速度没有《侯马盟书》快捷，但也明显有着笔势展开过程的速度感。所以，中国台湾学者张光宾认为：“楚简书‘开秦隶的先声’，《侯马盟书》‘在汉初隶草中微示端倪’。”
上述草篆书体基本上出现在晋、楚两国。而隶化书体，至今所发现的都是秦简，从战国晚期到秦代初期，就已构成了较为完整的隶化书体系列。
1980年初在四川省青川县郊郝家坪的秦墓中出土的《青川木牍》木牍，共有两件。一件已残损无法识读，一件较完整，正面3行墨书共达100余字，背面还有4行字迹共20余字，经专家研究属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之物。这件牍书字迹有明显的隶化结构和笔画。
1986年在甘肃一墓中出土的《天水秦简》，共460枚竹简，字迹清楚，包括《墓主记》《日书》等。据《墓主记》的内容推测，这批秦简写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之前，墓主为名丹，书体也已隶化，比《青川木牍》要粗重草率些。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掘是震惊海内外的又一重大发现。它于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城西睡虎地出土，其中包含了1100余枚竹简，刚出土时还以为是西汉之书，研究后才知是秦书。包括《编年记》、《秦律杂抄》、《秦律18种》（原释为《治狱程式》）、《效律》、《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语书》（原释《南郡守滕文书》）、《日书甲》、《日书乙》等10种。
以上各种秦简，按时间顺序分别为青川木牍——天水秦简——黑夫家书——云梦秦简，前后持续近百年，空间存在非常广泛，北至甘肃、西到四川、南至湖北，隶化方式基本相同，即隶化字体的内部结构方式基本相同。大篆的内部结构方式，被简化了。如果说，草篆阶段仅是在书体的外部向隶体的横势扁阔进行隶变的话，那么隶化阶段就是在书体的内部向隶体的构成进行了隶变。这种由外而内的隶变进程，无不在运笔的笔势机制中产生。秦简虽然已隶化了，但还带有相当部分的篆字结构，这说明文字的结构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存在物，由草篆演变为隶化书体，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是旦夕之间判若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