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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儒佛文化对剑川木雕艺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宋元儒佛文化对剑川木雕艺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宋元儒佛文化让剑川木雕艺术升华。如果说唐南诏至宋大理时期由于洱海地区宫廷、庙宇的大规模修建,给剑湖流域的建筑木雕艺术群体在建筑学方面提供了第一次对大型建筑物建架结构的设计研制机会的话,那么这次机会使他们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在建筑方面的经验积累、技术升华,尤其在佛教庙宇装饰理论的要求方面,他们根据当时建筑工程领域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出了在古建筑中的木雕装饰配件理念,创造了古建筑与木雕相辅相成的建筑木雕结合形式,使白族地区的古建筑与木雕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在剑川建筑领域中发展兴旺起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洱海地区统治阶级大兴土木形势的推动下,本来就已经有古建筑木雕相互结合基础的剑川古建木雕匠艺人才以官派和自主两种形式,走出了剑湖地区,参加了南诏、大理宫廷庙宇的建造,使自己有了进一步得到锻炼和学习的机会。这一时期,他们更加广泛地接触了被南诏、大理国军队掳掠到洱海地区的各地工匠们,在与他们共同创造的艰苦磨炼中,进一步学到了外来的不少先进技艺,使剑川木雕艺术的内容进一步得到充实,成为云南实力雄厚的古建木雕艺术中坚。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赛典赤在云南号召建文庙、明伦堂,提倡儒学,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又命各地建学宫尊孔,通知各地佛教寺僧教授儒书。郭松年《大理行记》称:

师僧……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取士皆出此辈。

与此同时,众多汉民被迫迁入云南各地,也使汉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并深刻影响着建筑木雕,使本土建筑木雕第二次得到了技术升华的机遇。

从元代的至元初年到至正初年(公元1264—1341年)的70余年间,云南各地纷纷建立寺院、道观,剑川古建木雕艺人再一次离开剑湖,参加了诸如昆明曹溪寺、真庆观、筇竹寺、盘龙寺等佛教庙宇和道观的建造修复等各类工程。从元代剑川建造的景风阁(崇仁寺转经阁)、祝延寺等庙宇建筑木雕工艺与曹溪寺工艺艺术水平相比较后,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剑川建筑木雕艺术水平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剑川木雕建筑行业名声大振,走上了云南独树一帜的古建木雕技术流派的辉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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