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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剑川木雕文化

 

石钟山石窟中深藏着唐宋剑川木雕文化

 

当寻找到剑川木雕的源头之后,海门口文化以后剑川木雕是怎样发展的?汉唐时期剑川木雕的实物又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又连连困扰着我,翻阅了许多史籍,答案微乎其微。云南历史典籍曾经遭到过人为的洗劫,我想停留在史籍方面查找是无益的了,应当走回到现实的考察之中。

历史上总要发生一次又一次难以让人接受的无情事端,让善良的人们去遭受无穷的折磨与苦难。由于明代的沐英、蓝玉、傅友德在云南曾经实施了惊人的焚书灭史,以致云南汉代、唐南诏、宋大理以及元代的许多历史文字资料被付之一炬,这一把火,造成了云南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被人为地断了代,导致了我们今天连这一阶段各个时期即使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众多云南民族文化的资料都已经无法查找。当今天我们回头寻找海门口人之后的剑川木器木雕工业发展的情况时,唯一能作为参考研究的只剩下了幸存的樊绰《蛮书》中的只言片语。受樊绰《蛮书》只言片语的启示,我想起了石钟山石窟。古代木质雕刻的实物确实是不可能再找到了,但石雕中,必定能找到木雕刻样。果然,当进入石钟山石窟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石窟中那些至今不能说话但却闪闪发光的古建木雕的再现品——仿木质石雕。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弄清石窟石雕中仿木质雕刻珍品的实际内涵,我又找到了《南诏中兴画卷》和《张胜温画卷》中的若干古建木雕画像。以此来寻找自汉代直至元代剑川木雕发展的脉络。樊绰《蛮书》著作于唐懿宗咸通四年至五年(公元863—864年),全书中有关古建木雕的记述,仅在《蛮夷风俗》一章中有如下记载: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另置仓舍,有栏槛,脚高数丈,云避田鼠,上阁如车盖状。

从书中我们虽找不到汉代古建的记述,但对南诏前后时期古建房屋的建筑结构却有了一定的知晓,我们了解到当时白族地区的房屋已有较高的石脚,已经建起楼房,并有附属的仓舍。而且很明确的一点的是,这一时期云南的房屋建筑形式已吸收了许多中原建筑文化。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木雕艺术的状况仍无记载。当我又仔细查勘石钟山石窟时,发现石钟山众多的石刻造像中,涉及建筑木雕的竟有石钟寺一号窟、二号窟、五号窟、六号窟,狮子关区九号窟等五窟之多,其余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石窟中,均有木雕座屏精细雕刻的手法表现,石刻中的仿木质雕件大致有从唐代、宋代直至清代各个时期的作品。

狮子关区九号窟反映出的是南诏最初时期细奴逻家族的造像,其木质古建部分还处在比较粗糙、简单的建筑阶段,但已不再是干栏式建筑,已有了相对宽敞的瓦屋面厅堂建筑结构,但无木雕饰件可参考。

再参考成画于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9年),摹于12~13世纪的《南诏图传》。《图传》中除表现了木质栏式瓦屋厅堂结构外,这时的“修廊曲庑”木质建筑已逐步向高层发展,木质栏柱建造有序,利落坚实,已形成横梁、地脚、隔板、檐口枋之类相互连接支撑的建筑结构,此时已出现了简单的彩画装饰。

石钟寺石窟中的石钟寺区五号窟主要反映出的是佛教庙宇院落,其木质古建筑部分不仅表现出了结构上的严谨厚实,檐柱粗硕,腰环接口雕花粗犷,线条明晰流畅,横梁肥大,梁面已有流畅的雕花,柱头栏额相连,横梁上架斗拱,斗拱间上下左右衔接严密,承重表现突出,做工严密厚实,已充分表现出当时木质古建筑结构已达到相当科学合理的水准,而且木雕部分已凸现出做工的考究。据文管所的管理员介绍,五号窟房屋结构中,还融入了相当浓厚的伊斯兰建筑成分,按此说法,这一时期的剑湖流域的木雕古建的艺术已与西亚阿拉伯文化形成了相互间的交流,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石钟山石刻时期,剑湖流域的木雕古建已远远超出了佛教文化范围。

石宝山雪景

石宝山雪景

石钟寺六号窟石雕表现手法呈现出了殿堂互相连接的整体木质 结构形式,其牌楼的明间用横梁相接,殿堂明间左右柱下垫圆盘石雕柱脚,柱中设花雕环箍,柱头施以栌斗,栌斗上置独柱,上下各有券拱,两边栌斗三台承重,梁枋与立柱左右相连,形成互相联结的整体形态。梁柱和穿枋均依势雕花,充分显示出古建木雕特有的整体统一的美观与和谐感觉,说明了这时的古建筑已走向成熟,木雕饰件已逐步定型,或许,这就是宋代早期剑川木雕古建的代表作。石钟寺石窟其他仿木雕部分大都为宋代至明代的作品,主要体现在佛雕背屏上的各种雕花图案,甘露观音像背屏尤具代表性。甘露观音背屏石雕呈上窄下宽葫芦形状,背屏两圆边缘薄滑细腻,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木质感,背屏顶端向前自然微微卷翘,突出体现了木质雕刻的柔软感觉,屏面雕花施彩,雕工精细,图案美观,体现出这一时期剑川白族木雕艺术已达到成熟的程度,形成了独自风格的雕刻体系。成画于大理国盛德五年(公元1180年)的《张胜温画卷》中所表现出的则多为竹木家具设施,从画卷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家具实物制作手法已相当熟练与精致,可分为木制、竹制、藤制等各类坐椅、靠椅、炕床、茶几、花几以及许多屋内木质设施。从这些画面上看,当时众多的家具实物,主要还是来源于蜀地(四川),说明了白族地区木雕艺术与当时的蜀地佛教文化、建筑木雕文化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上述列举的石刻和画卷中所表现的古建木雕部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代至明代洱海、剑湖流域民间建筑风格与木雕艺术水平。直至目前,虽然我们无法澄清从海门口干栏式建筑之后直至明代以前这两千多年间,云南古建木雕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靠什么一种形式发展乃至成熟起来的。但可以肯定,从石钟山石窟的仿木质建筑的石刻雕品说明,汉代直至唐代中期,剑川木雕建筑的主要表现形式,还保持在房屋建筑结构严谨、朴实方面,这一时期的木雕饰品尚处在萌芽状态。经过 汉、唐两代的锤炼,尤其是受到汉藏佛教建筑文化的影响,剑川古建筑中的木雕饰件逐步得到发展,当石钟山宋代的甘露观音面世时,剑川木雕工艺水平已发展到相对熟练精细的程度。这一时期,剑川木雕甚至已分出了雕刻类型,这种类型大致分为庙宇殿堂的斗拱、梁雕、枋雕饰件和佛龛、背屏雕花两种类型。这种构件饰品到了元明之后,进一步得到发展,不仅类型分得更细,而且已经成为佛教寺院古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古建木雕至明代以后逐渐进入民间,至明代晚期,雕刻艺术才慢慢进入寻常百姓家。

老君山上的涓涓长流,剑川木雕源远流长

如同这老君山上的涓涓长流,剑川木雕源远流长

 

本文作者: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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